这里的互惠就是一种广义的互助关系。
人的实践注定是地方性的。也有大量证据表明，只要案件重大，受冤屈的百姓也确实行使了这种自然权利。
不同点可以说是，这个中华文明共同体覆盖天下，跨越王朝。在整个中世纪，只是在意大利一些住在城市的中产人士中还保留着与古希腊雅典更类似的生动的市民概念。《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四万万人齐下泪，也就是谭嗣同的想象。一方面它确实承认所有是公民的人都有权甚至必须以某种方式参与城邦政治，至少在民主制的雅典（但不是在所有希腊城邦国，也不是在雅典的所有时期）如此，这种参与也是平等的。因为顺民意味着有非顺民。
至少明清时期，这一点很清楚，州县官第一重要的助手是刑名师爷。不顾经济社会语境的强调个人权利也许会改善某些个体，但可能令社会或群体的结果更糟。改造社会我有这样一想法: 中国政治改造一定随经济改造而完成; 经济进一步，政治进一步，循环推进。
这回过头来使得美国法律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日渐减弱。美国驻华法院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为中国提供一个法治模型，但其自身的运作却远不具有如此的示范性。共产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属于有效能的政治体系，而非软弱无能的政治体系。主人的设计者同时也是客人的服务商，他们向客人收取高额的费用，为他们提供到人造的新世界（即西部世界）纵情娱乐、对主人为所欲为的服务。
（p.1）对于中国在改善总体民生福祉、消灭贫困方面成就，很少有人会表示反对。在修昔底德笔下，占据绝对军事优势的雅典人对面临被征服命运的米洛斯岛使团说：你们和我们一样知道，在讨论人类事务的时候，正义从来只存在于势均力敌者之间。
比如，薛福成曾这样描述胡林翼见到西洋蒸汽轮船之后的反应：文忠⋯⋯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由于他们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毫不了解，也丝毫不感兴趣，所以提出的方案丝毫无助于国家治理和民生福祉。这种已然成为思想界主流的观念也进入了官方的话语体系，正像络德睦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白皮书》里所说的那样：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如果说萨伊德的《东方学》开创了对第一个维度的批判性分析的话，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则兼顾了两个维度。
这两种政治之间的差异，要比民主制和独裁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毕竟，实现法治和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中国已经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或许有一天，中国独特的法治经验也能象当下的西方经验那样具有普遍的示范性，为人类制度文明添加一种新的可能性，即络德睦所言的东方法律主义。一个家族财产的所有者包括死去的成员、在世的成员以及未出生的成员，而管理者则是在世的家长。在照搬西方法律时，也往往是顺手拿来，而不深究其字面之下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所欲达致的特定目的。
通说认为，在中国，家族被视为最基础的政治－法律实体，国与家具有组织上的同构性。[1]在去世前为《东方学》一书所写的新版序言中，萨伊德把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囊们比作格拉多科学院中的学者，他们试图向中东国家移植人造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对于这种项目能否在斯威夫特的格拉多科学院之外存在丝毫没有怀疑。
比如，柏克认为，历史是一个层层叠加的过程，一个民族、一个政治体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秩序是世代累积的文明成果。东方主义的出路不是西方主义。
现代化过程犹如深海行船，哪怕船出了问题，也无法靠岸修理，而只能在修补中前行，在前行中修补。如今，中国还能够作为一个独立且强大的主权国家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平等对话，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其基础并不是法律，而是国家的综合实力。[17] Michael J. Trebilcock and Daniel J. Daniels, Rule of Law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arting the Fragile Path of Progress, Edward Elgar, 2008. [18] Editorial, Toward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st, June 1, 2013. [19] 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p.284. [20] 梁漱溟: 《1953 年9 月11 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载《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 页。（p.198）虽然官方表述中一般会在法治之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定语，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却极少看到对中国本土资源的援引，许多法律人离开了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权利、自由等概念便不会说话。（第五章）实际上，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损害了东方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文化传统，也损害着殖民帝国自身的宪法原则和公民权利。而客人则是真实的人，他们来到主人居住的新世界放纵自己的欲望，对主人做各种在文明世界不可能做或做了必受法律严惩的事情，包括奸淫、抢掠、以各种方式屠戮。
及见洋人之势力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但安东尼•霍普金斯爵士饰演的整个新世界的最初创造者福德博士却在主人的程序中植入了一种病毒，即想入非非（reveries）。
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比如，把东方视为白人的负担这样的东方主义思路也固化着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使黑人等少数族群同样被视为白人的负担，其中虽然蕴涵着帮助和教化的道德义务，但更多地体现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姿态。
[5] 实际上，尊重一个国家既有的文化传统，认为法律不能人为设计出来，更不能由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是从柏克到黑格尔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共识但这种基于对本民族、本国家的身土不二式的热爱并没有被这些思想家推及到东方。
《法律东方主义》本身也是在中国崛起的事实背景下产生的反思性作品。但驱动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找现代化之路的主要动力始终是救亡图存的紧迫感，正像梁启超所表达的那样：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是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缺乏主体意识和自由精神的存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基督教：因为我们所谓宗教，系指‘精神退归到自身之内，专事思索它自己的主要的性质、它自己的最内在的‘存在。[18]一本讨论国际援助问题的畅销书也写道：中国是过去20年里最令人瞩目的成功典范：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够跻身于世界经济的强国之林，使得很多西方国家和贫穷国家瞠目。
要么完全否定人道主义价值，主张人类各种群的不平等以及强者主宰弱者的权利。萨伊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以英、法、荷兰等早期殖民帝国的东方学为主要考察对象，这种东方学是把东方作为客体来研究，服务于这些国家向东方殖民的知识和策略需要。
但这本书却在它的主要主要批判对象——东方学——之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许多领域导致了范式转换的效应。作为唯一一个基本不靠国际援助而取得显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大国，中国是美国当代东方主义话语的理想针对对象。
政治和法律的演进不是靠若干想凭理念来改造世界的人就能够推动的，因为这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几只蚱蜢在草下鸣叫就会使整片牧场回荡着它们喋喋不休的嗡嗡声，而上千头大牛在栎树下休憩，咀嚼着反刍的牧草，一声不响，祈祷人们不要把那些噪音制造者当成牧场里唯一的居民。在照搬西方法律时，也往往是顺手拿来，而不深究其字面之下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所欲达致的特定目的。
[22] 正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之后，世界各国才开始重视对中国经验的非东方主义式的研究。主人是被设计出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他们拥有理性和情感，但设计原则是它们不能拥有记忆，从而可以在被客人玩儿坏之后身体被回炉再造，脑子被格式化。美国国内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美国例外论在其他国家也慢慢得到认可，不过并不是从赞许的角度，而是说：既然你那么与众不同，我们就没有理由向你学习。[6]黑格尔对拿破仑评价极高，把他称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他也指出，即便是象拿破仑这样率铁骑踏遍西欧和北非的人物，也无法把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现代政治和法律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因为人是一种镶嵌在历史和传统中的动物：物质性的实力领先绝不能够取得持久的结果：拿破仑无法强迫西班牙走上自由大道，正像腓力普二世不能威逼荷兰困处于被奴役状态一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总统借助民族自决概念鼓动殖民地的政治精英争取民族独立，从而掀起了去殖民化的浪潮，并以其道德优势来影响和控制新兴国家，建立了一个不去占领别国领土但其影响力却无远弗届的帝国[15]。而中国是无法之地，等待被西方的法律灌溉。
改造社会我有这样一想法: 中国政治改造一定随经济改造而完成; 经济进一步，政治进一步，循环推进。见冯象：送法下乡与教鱼游泳，《读书》，2002年第2期，pp.3-10. [11] 薛福成：《庸庵笔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pp.15-16. [12]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1904），1255 [13] Claude Karnoouh, On the Genealogy of Globalization, Telos, no.124, Summer 2002, pp.183-192. [14]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by Martin Hammo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02. [15] Lloyd E. Ambrosius, Wilsonian Statecraf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World War I,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1. [16] Mary Ann Glendon, A World Made New: Eleanor Roosevelt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Random House, 2002.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明了联合国这个词，并主导了这个国际组织的建立。
这种已然成为思想界主流的观念也进入了官方的话语体系，正像络德睦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白皮书》里所说的那样：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毕竟，面对具体生活的民众在立法大业中是没有任何发言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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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服务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事业，将东方建构为被动的客体，有待被基督教化、文明化和法治化，而不顾构成东方的若干文明古国有着比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悠久得多的文明传统。
这就像古希腊某个城邦的公民没必要，也无法想象或理解自己是希腊人一样，因为当时的希腊是一个文明，也不存在一个名为希腊的政治共同体。
因为国家财力人力有限，也因为信息有限或不可靠——清官难断家务事。
表格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章节比较 2012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全文共36条，相对于12年前2000年修订、全文96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篇幅上就显单薄。
正如周楠先生所指出的，在古罗马法‘物件返还诉（相当于现时的原物返还诉）已不仅是物权诉，而且是债权诉，具有混合诉的性质。